“十四五”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受阻、疫情防控、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较好复苏态势，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惯性。但同时，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加上经济速度换挡期、经济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影响仍未完全消除，经济发展仍然山重水复，远未至柳暗花明。

越是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复杂多变，越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越是要拨开云雾见天日，透过现象看本质，让经济回归常识，通过回归常识、尊重常识、保卫常识来重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建立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环境和体制。

一、市场经济规律一般化

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从过去付出巨大代价的试错中寻找得出的正确道路。但其过程并非一马平川，而是经历了极其曲折、反复斗争的发展过程，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什么时候在发展市场经济坚定不移，经济发展就会活力迸发，什么时候在发展市场经济争论不定，经济发展就会陷入低谷。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市场的决定性主要是指市场决定劳动、资本、土地、能源、水等生产要素流动、交易、组合和配置，发挥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传导机制是价格工具，包括商品价格、利率、股价、房地产价格、汇率等，总体而言，这种配置是最具效率，追求效益的。

这几年，在中美贸易战形势严峻和疫情防控导致全球化紧缩的情况下，国内舆论出现了以其它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声音，特别是说中国可以重回到计划经济，“民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等，这种声音虽然是极少数，但鼓唇摇舌，混淆视听，受此影响，国内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升温，进而出现妄议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中共二十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对此进行了正面回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核心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更多更大发挥市场“无形的手”作用，有限有效发挥政府“有形的手”作用。一旦政府有形的手伸长，必然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方法，即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问题，导致金融和地方债务杠杆高企。同时，行政权力过多干预微观经济，会大量滋生蔓延寻租腐败行为。政府应当回归管理市场“红绿灯”的“守夜人”角色，不断加大自身职能的改革，保持政策和制度的确定性，尊重和保障契约精神，塑造新型商业文明，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留下了深刻启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提出了“二次创业”，由“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完善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近些年，华为、大疆、腾讯、比亚迪、顺丰……行业领军企业在深圳井喷式涌现，创业密度全国第一。成功转型的背后，是深圳大刀阔斧转变政府职能，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探索。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行市场化、法治化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指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关键就在于按时间表去执行和落实，确保目标和结果一致性。诚如《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所言：法治是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守护民族复兴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以法治为准绳，才能永固确定性、安全感，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利得以伸张。

二、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和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二十大，五次党代会一以贯之，都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重点在于，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如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对国企而言，必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形成“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就要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通过竞争性环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导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市场经营、国有企业的资源规模和外资企业现代管理等方面优势互补。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既需“及时雨”，更需“定心丸”，要从权宜之策变为长久之计，即落实落细助企纡困各项政策举措外，进一步在法律制度、政策舆论、产权保护、政商关系等方面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做出通盘考虑和政策安排。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中小企业强，地区经济才会强”。目前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比例更高。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转型，要从创造奇迹转向常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发展的下半场。在这个下半场，民营经济将从“草根经济”成为“树根经济”，在民族复兴、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和主体性作用。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角，实际上是企业家在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中共二十大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实现这三个“第一”的核心就是企业家精神。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对于增强市场活力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企业家精神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塑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企业家有地位、有荣誉、受尊重。从法律层面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比如说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对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对优秀企业家给予适当的社会荣誉激励和政治认同，达到“徙木立信”的标杆效应。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闪耀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光辉，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会贯通的体现。

列宁在回答什么是宪法时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现代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首要就是要保障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进一步改善分配格局，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经济运行减震器重要作用，这也是经济均衡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以新冠疫情防控而言，从发病和死亡指标看，中国是全世界的优等生。但过程中也折射出不少地方现代治理能力的不足，对人基本权利的漠视等，比如疫情采取的封城层层加码导致生活保障不足，强制隔离涉及人身自由以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疫情防控新政策出台后，很多地方手忙脚乱，明显准备不足，但江苏的做法是，将原本的核酸小屋、公交车改造为发热门诊，派驻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专门服务等，直接向一些重点人群发放免费抗疫药品，使民众平稳的迎接病毒带来的挑战。

高层近年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已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从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指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到现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不难看出，执政党对人民民主始终如一的追求。如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指出要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既是规划图，也是施工图，足见决心和用力，给了世界更大期待。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中，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倡导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解放，赋予基本权利以真正含义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法治之下的个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同时，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充分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催生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